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特务头子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攻飞路故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彼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大子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中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区注意他的活动。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贵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干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再者，奉命前来听传达的地下党员骨干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么地方、找个什么理由可以骗过国民党特殊的监视呢？这的确是给王昆仑出了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