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医学家到日本行医讲学者，也多有其人。明末余杭人陈元赟，是一位博学卓识之士。他长于诗文，旁及书法、绘画、制陶、建筑等，对医药、针灸、气功、导引、食疗、饮食营养、烹调、点心、饮茶等也有相当的研究。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东渡日本，居留和传播中国文化和医药学达52年，至1671年在日本长崎逝世。他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游，结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经常和他们研讨医药学。日本李、朱学派创始人田代三喜的四传弟子、“寿昌院”著名的儒医野间三竹撰著《席上谈》一书，陈元赟即为之写序。三竹的弟子泷川恕水，也与陈氏颇多学术交往。日人板坂卜斋好藏书，曾手抄明代高武撰述的《针灸聚英》一书，陈氏也应邀为之写跋。还有黑川道祐、儿岛意春、深田正室街道等，都曾与陈氏讨论医术，有的还与之成为结拜兄弟。
明朝灭亡后，有些中国医学家不满清朝的统治，纷纷东渡日本。陈明德、戴曼公、张寿山等五六人渡日后，他们或与陈元赟原为同乡，或在日本相识为友，都在日本行医治病，共同为日本医疗事业和中日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陈明德医术高超，在日本崎岙行医，著有《医录》行世；戴曼公万历时曾随名医龚廷贤学医，明末隐居山林，后来赴日本，定居崎岙，以治痘禁方书授日人池田嵩山，遂名著于世。此外，赴日行医、讲学的还有江右人许仪明，曾定居萨摩为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