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医学家到日本行医讲学者,也多有其人。明末余杭人陈元赟,是一位博学卓识之士。他长于诗文,旁及书法、绘画、制陶、建筑等,对医药、针灸、气功、导引、食疗、饮食营养、烹调、点心、饮茶等也有相当的研究。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东渡日本,居留和传播中国文化和医药学达52年,至1671年在日本长崎逝世。他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游,结识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经常和他们研讨医药学。日本李、朱学派创始人田代三喜的四传弟子、“寿昌院”著名的儒医野间三竹撰著《席上谈》一书,陈元赟即为之写序。三竹的弟子泷川恕水,也与陈氏颇多学术交往。日人板坂卜斋好藏书,曾手抄明代高武撰述的《针灸聚英》一书,陈氏也应邀为之写跋。还有黑川道祐、儿岛意春、深田正室街道等,都曾与陈氏讨论医术,有的还与之成为结拜兄弟。
明朝灭亡后,有些中国医学家不满清朝的统治,纷纷东渡日本。陈明德、戴曼公、张寿山等五六人渡日后,他们或与陈元赟原为同乡,或在日本相识为友,都在日本行医治病,共同为日本医疗事业和中日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陈明德医术高超,在日本崎岙行医,著有《医录》行世;戴曼公万历时曾随名医龚廷贤学医,明末隐居山林,后来赴日本,定居崎岙,以治痘禁方书授日人池田嵩山,遂名著于世。此外,赴日行医、讲学的还有江右人许仪明,曾定居萨摩为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