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兰的“自治风潮”研究对以往理论所构成的最重要挑战在于：她试图证明，国家不但没有利用地方自治限制地方精英的行动和有效地控制基层社会的生活节奏，相反，地方精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方自治所赋予的合法地位，获得了较前更大的活动空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地方精英们的活动并不仅仅停留在承袭以往由士绅，或以士绅为中心的传统慈善活动的组织方面，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赋予自治公所的活动空间，甚至把触角延伸到本应由国家实行的地方行政的合理化、效率化的领域之中。这种由地方精英自发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近代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官僚化、组织化的近代化过程背道而驰。黄东兰强调地方社会资源对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自治制度设计的利用，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杜赞奇分析华北农村社区组织对国家权力既应付又对抗的关系时的基本方法。杜赞奇就是试图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中层概念来描述近代国家威权重压下的基层社会如何通过再生产其资源，以消解转化来自上方的干预力量。当然，黄东兰并没有像杜赞奇那样把国家政权的力量估计得如此强大，而是更加强调民间抵抗力量对国家策略的巧妙修正，并且把这种修正的力量估计得远比国家干预对地方事务的运作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