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注意的是，范蠡着重从“国家之事”讨论了天人关系，荀子着重从事物（包括自然与社会）发展阐述了天人关系；范蠡强调人的“随时”、“守时”，荀子更重视人对于自然和社会自身运行法则的认识，以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由此可见，当人们对“天”不断提出新的认识的时候，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发展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成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感受到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深邃和睿智，提出“究天人之际”这一宏伟命题的分量了。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除有历史的根源，也还有现实的原因。当时，董仲舒是善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44]的有影响的人物。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45]，“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6]。这种“天人感应”说在历史观念上则表现为“君权神授”的理论。董仲舒解释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47]“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48]。这是把天人关系又拉回到《尚书·大诰》所说的“天亦惟休于前宁人”的古老而神秘的气氛中去了，并且赋予它以理论的形式。这是历史观念上的一个倒退。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即汉武帝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和祈求神仙活动。这种皇帝和方士的结合，使西汉社会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