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他们指示为学方法之亲切。
梨洲、亭林为清代二百四十年学术界所推崇。梨洲乃浙东史学之宗主,亭林则为浙西经学之鼻祖。亭林《日知录》自比“采山之铜”,其书精博,有清一代考据之学,全从此出。梨洲谓:
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又说: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这几句话,也可说是晚明诸儒为学之共同态度。梨洲、亭林为后来学界开辟了许多新方向,而船山与习斋则对晚明六百年传统理学偏弊之处颇有纠正之功。船山从心性精微处,习斋从事物粗大处,各有发挥,使后人勿再入歧途。这可说更是晚明理学家功臣。
第五,是他们著述之精勤与美富。
比如船山一家,即有近八十种三百万言之多。而亭林著《肇域志》,自称阅志书一千余部,其勤可想。现为学者研讨此诸家之便利计,姑举其最重要必读书数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