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探讨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有助于沟通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联系。这一点，在白寿彝的上述论说中已有不同程度的显示，而刘大年论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其雄辩的论证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刘大年指出，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终于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前三个原因是时代使然，第四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6]刘大年在进一步总结他的论点时又指出：“以上四条，一、二、三条主要讲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和斗争来看，第四条讲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拥进入中国，又都像昙花一现，转眼过去，惟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这四条就是回答。”[7]如果我们把刘大年说的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位置，换位给中国古代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是大同而小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其中也多少包含着历史究竟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启示；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古今关系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人类历史是否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理观念，也存在着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的朴素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中一再出现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尽管还不能视为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作用，但从维护政治统治着眼已不得不考虑“民”的存在，等等。我们甚至也可以模仿刘大年的说法，即中国古代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史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生相距甚远，但它们之间却是可以沟通的，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从而获得新生的内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