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通过相互性的标准来给予的：只有当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为自己的政治行动所提供的理由有可能为其他公民合乎理性地接受下来，作为他们行动的正当证据时，我们对政治权的行使才是恰当的。[12]这一标准适用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宪法结构本身；另一个层面是按照这一结构制定的特殊的法规和法律。合乎理性的政治观念必定只能满足这一原则的宪法的正当合理性。当我们把这一标准运用到宪法的合法性和那些在宪法指导下所制定的法规之合法性时，便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
为了发挥其政治角色的作用，公民被看作是具有适合于这一角色的理智能力和道德能力的，诸如，由一种自由主义观念所给定的政治的正义感的能力；一种形成、遵循和修正其个体善学说的能力[13]；还有他们具有维持正义的政治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美德能力。（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们还具有的超出这一范围的其他美德能力和道德动机）
《正义论》中的两个理念都需要满足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要求，这两个理念是：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的理念（第15页，第39页以后，第四章第三节）和公共理性的理念（第六章第四、第七、第八节）。如果没有这两个理念，那么我们就无法明白政治的正义观念在具体规定一良序社会——当它受一种政治观念规导时——的公共理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是一组政治观念所发挥的作用）。在执行这一观念使命时，公平正义（作为已经转换了的公平正义之政治观念）便成了主要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