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艺术的成功,使一般传统的老画家不胜惊骇,以至替刘氏加上一个从此著名的别号:“艺术叛徒”。上海美术学校且也讲授西洋美术史,甚至,一天,它的校长采用裸体的模特儿(一九一八年)。
这种新设施,不料竟干犯了道德家,他们屡次督促政府加以干涉。最后而最剧烈的一次战争,是在一九二四年发难于上海。“艺术叛徒”对于西方美学,发表了冗长精博的辩辞以后,终于获得了胜利。
从此,画室内的人体研究,得到了官场正式的承认。
这桩事故,因为他表示西方思想对于东方思想,在艺术的与道德的领域内,得到了空前的胜利,所以尤有特殊的意义。然而西方最无意味的面目——学院派艺术,也紧接着出现了。
美专的毕业生中,颇有到欧洲去,进巴黎美术学校研究的人,他们回国摆出他们的安格尔(Ingres)、达维特(David),甚至他们的巴黎的老师。他们劝青年要学漂亮(distingue)、高贵(noble)、雅致(élégant)的艺术。这些都是欧洲学院派画家的理想。可是上海美专已在努力接受印象派的艺术,梵高、塞尚,甚至玛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