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作者的这些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班固继承其父班彪《王命论》的“汉德承尧”的思想，认为“汉绍尧运”，批评司马迁是“私作本纪”，把刘氏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可见，唐人是窥见班固的这一主旨的。
《汉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始祖，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要点在于：它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需要和产物。但是，从著述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条件，即“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每一个朝代都按照《史记》那样去撰写通史，都一无例外地从黄帝写到当今。因此，随着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建立，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等等，势必要求出现“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于是《汉书》继《史记》之后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若因为司马迁以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就似乎是小视了刘汉皇朝，所以必须“断自高祖”以体现“汉绍尧运”。这就未免太荒谬了！班固的这个主旨，正是迎合了封建皇帝“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政治需要。反之，若是按照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写法，岂非每一个新的皇朝的历史都得“编于百王之末”了。这是历代封建皇帝所不肯甘心的。正因为如此，魏晋以来，虽有“三史”（即《史记》《汉书》《汉纪》）之学，然则《汉书》逐渐显要，《史记》“传者甚微”，这是毫不足怪的。